武当山道教音乐，简称武当道乐，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亦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富有特色的、具有珍贵价值的一个重要成份。武当道乐具有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一般共性。这就是它的多源性、融摄性、延续性和保守性。道乐自它形成伊始，便一直受到皇室官府的扶植、利用和荫护，并受宫观组织和清规戒律之制约，较少受战争、灾害等尘世动乱冲击，得以自成一体的延续发展。同时，道乐历代主要靠口传心授(少数情况下用手抄乐谱辅助)，严格遵循传授，不允许随意改变，特别是全真道要求更严，至有“死全真”之称。因此，较之其它民族音乐品种，道教音乐能保存更多古代传统音乐因素。道教音乐的武当道乐具有下列个性特征。

    一、庄严典雅的气质。武当道乐与皇室宫廷雅乐关系特别密切。自唐以后历代皇室均直接扶持并经营武当道场，至明代达到顶峰，修理宫观，安置神像，科仪法事，配置乐舞生，均纳入皇室官府议事日程，宫廷雅乐给武当道乐以影响，是武当道乐具有庄严典雅气质原因之所在。

二、混融一体的独特宗教韵味。元明两代，武当山各宫观提点及焚修、祀典道士分属全真、正一两大派，道士长期同室咏讽经乐，相互吸收，繁杂渐归统一，形成既丰富多采又协调一致的武当仙乐神韵。  

三、南北交融的地方特色。武当山地处湖北西北部。但武当道乐的素材和风格，却超越地域而包容南北各省各地区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色彩。其原因之一，是明代不断从外省名山抽调道士充实武当道场；原因之二，是外地道士常来武当道教丛林云游挂单。四、道佛融合的宗教风采。武当山虽为道教圣地，但从南北朝至清代，融合吸收相当数量的佛教文化因素。最近在武当山下相继发现罕见的古代罗汉石窟和石佛像群，在南北朝的石佛像群中，有释迦牟尼、弗勒佛等青石雕像。另外，在现存武当道乐中，尚有不少“韵子”的标题及旋律均与峨嵋山佛曲耜同或相似。  

    武当道乐历史悠久，惜正史缺载，而在一些地方志和人文诗词中尚可略见其历史沿革之梗概。

    东汉末期道教诞生以后，武当山逐步形成为道教重要活动场所，唐贞观年间敕建五龙祠以后，武当山道教音乐也逐步形成。特别是明代大兴土木营建武当道场以后，从全国各大名山钦选400名精通经典和道乐的道士，分派到全山各大宫观办道，使武当山荟萃全国道乐精华于一体。当时设坛建醮，少则三天七天，长则达四十九天。在这类盛大的国家祀典中，道乐阵容庞大，不仅动用本山数百名道士，还行文全国各地征调道士协助，并抽调宫廷雅乐队来大壮声威。演奏乐器有笛、管、笙、箫、号、琴及多种打击乐器，按照建醮仪轨程序日夜演奏。道乐除运用正统玄教乐章和宫廷祭祀雅乐外，还吸收不少民间音乐，使雅乐与俗乐融为一体。

    自明末清初以后，武当山各大宫观多毁于兵火，道众锐减，大量经乐师或外流，或羽化，道乐式微。清末民初，仅有乐师50人，多还俗或流入民间从事庙会和斋醮活动，与当地民间音乐产生更多的接触。

    1951年土地改革期间，本山宗教活动基本中断，很多乐器或被文化部门调走，或被还俗道众携走，或损坏，所余无几，已不能配套。长期流传在本山周邻民间的火居道乐班，在土地改革后均已星散。尚存几位老乐师还可勉强组织一个乐班，也濒临失传之境。

    1956年3月，襄阳地区举办民间音乐会演，均县文化部门从还俗道人中召集到8名乐师参加演出，得到领导专家的好评，并获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时期，道乐乃至整个宗教音乐，实际上成了禁区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拨乱反正，这个禁区才被打破。

1984年，为编辑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·湖北卷》，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、教授及有关技术工作者，组成武当山道教音乐采录组，于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，曾4次上山，对道乐进行全面采录整理工作，编成《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》一书，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7年8月出版。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道教音乐的专著。目前，武当山太和宫、紫霄宫已恢复宗教活动，濒临绝响的道乐又回响复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