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和教义的核心。长生久视、得道成仙是每个道人一生修行的理想追求。

　　“神仙”的基本含义是“不死”与“升天”。神仙不是道教创立的，而是从前人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。在对人生价值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中，中国人很早就有了神仙观念。从庄子关于“神人”、“真人”、“至人”乘云气，御飞龙，不食五谷，超然独立，来去无踪，雷电水火不能伤害的描述，以及屈原在《楚辞》中给我们描述的一幅仙游太空的瑰丽神话，充分说明战国时代神仙观念已在民间广泛流传，逐步为帝王所崇尚。在海市蜃楼幻景启示下，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大仙山为代表的神仙世界，已有“血肉丰满”的描绘。在这些神仙世界里，因为有长生不老药，人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，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这样的神仙生活，引发了世人的虔诚向往和莫大的寻仙求仙热情。

　　神仙观念的流行造就了一批神仙方士，他们在传播和推广神仙信仰的过程中十分活跃，其中的杰出者及其事迹已加载史籍、道藏，对神仙信仰的流播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当时，齐威王、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派方士到三神山求药访仙。就连雄霸列国、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也加入了求仙的行列，先后重用徐福、侯公、卢生等方士，三次大规模组织到海外寻找长生不老仙药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对此作了精彩记载。到汉武帝时代，李少君、栾大等神仙方士云集在汉武帝周围，对神仙观念在社会的传播仍然起着重要影响。

　　然而，神仙信仰因为道教的继承发展才得以系统化，才得以持久不衰，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。道教的早期形态──方仙道，开始吸纳这种信仰，并提出了神仙方术。汉代刘向的《列仙传》──记载公孙卿向汉武帝讲述的黄帝乘龙上天成仙的故事，开神仙传记之先河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神仙人物传记著作。书中宣扬世上有神仙和神仙可修成的观点，罗列了广成子、黄帝、容成公、安期生等千余个神仙人物。据该书所载，广成子在黄帝时已享一千二百岁，可谓与天同寿，与道合体。甘肃平凉崆峒山立有黄帝问道牌，广成子曾经授黄帝《阴符经》，传授“必静必清，无劳汝形，无摇汝精，乃得长生”的“心法”秘诀。黄帝依此成了中国道教超凡入圣、入神还虚，进而达到天人合一，回归自然的第一人。

　　晋代以后，方士逐渐淡出，代之充任传播神仙信仰主角的是道人，道人中仍有不少道行高深、神通广大之辈，甚至有呼风唤雨的本领。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左慈，行迹载入史籍。据记载，左慈少有神通，曹操闻而召之。一天曹操大宴宾客，谓众宾曰：“今日高会珍馐略备，但少吴淞江鲈鱼耳”。左慈座上应声曰：“此可得也”，求铜盆贮水，以竹竿垂钓盆中，很快钓出一条鲈鱼。操拊掌大笑，众客皆惊。操又问：“一条鱼不够，可更得乎？”左慈又垂饵钓之，又钓出长三尺有余，生鲜可爱的大鱼。曹操又说：“既已得鱼，恨无蜀中生姜耳”。左慈曰：“亦可得也”。语顷，即入蜀得生姜而还。曹操心中发惊，欲杀左慈，左慈散形化气隐入墙中，无踪无影，众感奇怪。后左慈逃到东吴，以道术传授弟子葛玄。丹阳句容人葛玄，常服术辟谷，能经年不饿，又坐薪柴烈火上，衣冠不灼，或醉酒潜入深水中，卧至酒醒乃出，身不濡湿，又能分形变化，又能吐饭成蜂。孙权闻而召之，问曰：“百姓求雨，安可得乎”葛玄说：“易得耳”，手向天一指，口念念有词，果然大雨倾盆，平地水深尺许。

　　左慈三传至葛洪。葛洪生活在两晋交替时代，是一个博学多才、建树累累的道教理论大师，也是一位哲学家，杰出的科学家。《抱朴子内篇》论述了神仙、方药、养生、延年等，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神仙理论，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。《神仙传》明确提出了“神仙幽隐与世异流”的思想。书中所载神仙，或竦身入云，无翅而飞；或驾龙乘云，上造天阶；或化为鸟兽，浮游青云；或潜行江海，翱翔名山；或服元气，食茹芝草；或入人间而人不识，或隐其身而莫能见；面生异骨，体有奇毛，率好深辟，不交流俗。葛洪对神仙道教不仅在理论上作了奠基，而且在实践中勇作探索。晚年隐居罗浮山致力于炼丹，在我冲虚古观至今保存炼丹炉。葛洪总结前人而完善的外丹修炼理论与方法，其实是长生不死药从外求到自求的转化，是道教徒真正将修炼成仙的理想付诸实际的行动。

　　南北朝时期，神仙信仰进一步完善。南朝梁陶弘景撰写《洞玄真灵位业图》，对神仙首次排列，分七个中位，共500多位。为求长生不死，道教徒又逐步提出了内丹修炼的思想。到唐代，涌现了成玄英、司马承祯、吴筠三位著名的神仙思想家。他们都提出了守静去欲的内丹修炼思想。司马承祯认为，人要成仙，必须经历循序渐进的学仙修真过程，于是提出了斋戒、安处、存想、坐忘、神解五道“渐门”。这些思想记载在他的《天隐子》和《坐忘论》中。唐代的神仙修炼思想及其方法，带有明显的儒道释融合的时代烙印。

　　神仙思想理论不断完善的同时，神仙故事流播得更为广泛。形成于唐朝、五代时期，为《东游记》所载的八仙故事，早已妇孺皆知。“锺离宝扇自摇摇，铁拐葫芦万里烧，洞宾提起青锋剑，湘子横吹一笛箫，张果老人倒骑驴，采和玉掌把蓝桃，曹国舅公双云板，仙姑如意走浮桥”的八仙肖像活灵活现，已深深刻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历史上八仙确有其人，都是道教的祖师爷。特别是吕洞宾，早已成为道俗共尊的大神。

　　内丹修炼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丹修炼所暴露的缺陷，但理论上还不够深入系统。因帝王服食丹药而无法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，神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。创始于宋末元初的全真教的祖师们，在对长生不老思想进行反省基础上作了理论批判，以三教归一、相容并收的恢宏气度，提出性命双修、气神相合的更加完整和圆融的内丹修炼成仙的理论体系。全真道的祖师们提出，修仙追求的不是肉体的长生不死而是心性的超越，即是精神的超越与不死；出无为之世，入有为之道；德行不修难以成仙。王重阳在《立教十五论》中批评肉体长生说：“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，大愚不达道理者也”。他认为道教养身是养“法身”而非人身。法身者无形之相也，从道体禀受的元神真性。修道以修炼性命为根本。即“性命双修”，先性后命，重于性功，修成功者，可超凡入圣。其含义不是肉体白日升天，离开凡尘，而是身在人间而神游天上。形寄于尘中，而心明于物外，身在凡间而心在圣境。他特别声明，人的七情六欲都是成仙证真的障碍，修真者要除物欲之心，而使真性显现，冲向虚无，劝导人们看破功名富贵，家庭为牢狱，儿女是债主，夫妻是枷锁。因此，全真道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观，不娶妻室，不茹荤腥，断除酒色财气。他还改革早期道教的外丹烧炼和符咒禳灾之术，强调以“识心见性”为修仙正途，吸收了禅宗的修持方法，“坐禅”（打坐、心斋、静功）作为修道的根本途径。

　　元代以后，历代的高道仍在不断探索修仙理论和方法。当代道家功法导师陈撄宁先生（1880-1969）就是其中的一位。解放后，陈先生历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会长等职，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他毕生从事道家思想和道教研究，留下不少学术著作，阐发仙道，探讨仙术，主修“静功疗养法”，实践仙学，弘扬道教，对发展祖国传统医学和养生之道卓有功绩。他说：“修道者利用后天之阴阳，也就是利用自身的神和气，通过静功修炼，使其合一，改变偏枯不自然的状态，回复中和自然的本性”。他的思想既体现硕源�统修仙理论的继承Ｋ鲆舱故玖俗约憾赖降募�解，是神仙信仰在当代的弘扬与发展。

　　鲁迅曾断言“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”，这是一句极具份量的论断，文化研究大师们对这句论断早已诠释得极为充分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精神土壤之中的道教，几千年来枝繁叶茂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。道教对我国古代化学、医学、人体科学的研究和探索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贡献，根本动力就是神仙信仰。道教对宋明理学、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志怪、神魔小说、诗歌，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，也多来自对神仙理想的向往与追求。可以说，是道教把神仙信仰发扬光大，而神仙信仰也给道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，增添了无限风光。

　　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再来谈道教的神仙信仰，意义何在？也就是说神仙信仰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？我想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　　第一、对人们充分认识人生价值，珍惜生命，抵制邪教，正信正见仍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和启示作用。“乐生”是人的自然本性，但是，当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人情日趋淡薄之际，不少人迷失了生活方向，厌世轻生的现象越来越多。“法轮功”等邪教利用这种扭曲的社会心理，大肆宣扬“世界末日论”，把人引到自焚、自杀的邪恶道路，充分暴露了反人类、反科学的邪恶本质。在抵制和批判“法轮功”邪教的同时，我们重温道教的神仙信仰，进一步显示出神仙信仰的教育和启示的意义。

　　第二、神仙信仰中的养生修仙思想和方法，对人们的保健养生和道德水平的提升仍然十分有效。经济发展了，人们的生活富裕了，长寿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也是神仙理念所追求的目标。当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保健养生更加重要。人要长寿，必须做到心理、生理同时健康，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没有心性的修持，就很难达到生理的有序运作。现代医学心理治疗法的兴起就是典型的证明。这恰恰是修仙家们一贯强调的养生方法。内丹道学家提出的去欲守静，性命双修仍是十分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和途径。人们修持心性，其实就一个道德修持过程，当心性修持达到健康状态时，人的生理就会出现良性循环，道德水平自然而然就有了升华。

　　第三、对人们探求宇宙、生命的秘密，提升文学、艺术创造的境界富有借鉴价值。科学发展的许多优秀成果，正在越来越多地印证宗教早已提出的理想。人们还没有彻底解开生命和宇宙的谜底之前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存在。人们在欣赏丰富多彩的卡通片以及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时，常常能够看到神仙世界的影子，说明神仙信仰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仍然具有影响力。道教神仙信仰，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构思，其实也是对宇宙的一种探索，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后，人们一定会找到这一理想世界。